文/张钊维

（本文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而写）

李双泽当然不是19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唯一的点火者，但他可能是最特别的点火者。然而，他的特别之处，恐怕并不是因为创作了在本土意识抬头昂扬的近十年来，被越来越多人传唱的「美丽岛」。

单就录音与音乐演出的质量来说，李双泽唯一传世，但却被后来的流行文化与主流社会遗忘的录音带，恐怕要让所有专业的音乐制作人大摇其头。比起同时代或清纯或美声的众多歌手明星，李双泽的歌声与外型一点也不美味可口，甚且，他的国语与英语咬字还带着闽南语腔；演奏的配器是简单的吉他与小提琴，跟当时已经大量使用管弦乐与吉他专业乐手的唱片录音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此外，录音带中所听到的歌曲，是在被昵称为「动物园」的淡水住处，用当时刚刚出现的随身听录音机录下的。用唱片界的术语来说，这大概就相当于录demo带，或者更糟。而录音带本身几经转录，加以年代久远，音质严重递减，因而小提琴的高音部分有时真的像杀猪一般，不忍入耳。

这些技术条件的缺陷，让李双泽的歌曲录音显得很特别；但是，它真正特别之处，是在让我们可以见证到、感觉到甚且领会到，歌曲（不仅仅是民歌）诞生的那个现场；而这是今天我们听得到的所有1970年代民歌运动录音作品当中，唯一能够准确传达这种感觉的。

就好像，西部牛仔靠着棚车吹着口琴；湘西山区男女隔山对唱；原住民在狩猎之后归来呼唤族人；汉人在三合院或庙埕拉琴；乃至到今天现代都会中，黄小琥在台北EZ5里头对着微醺的年轻白领勾引私密情绪…等等各种音乐发声的现场。聆听音乐可以带给我们感动，但是，在聆听同时，如果更体验到音乐发声的那个特定情境、那个现场，甚至置身其中、融入其中，那么带给我们的，会是震动。因为在那当中，我们会触摸到音乐的本源，甚且是生活的、生命的、情感的或是意义的本源。

李双泽的录音，将我们带回1977年那个夏天的现场，在杂乱的校外宿舍中，几个热血男生，臭皮匠式地催生歌曲的那个当下。如果之后李双泽没有猝逝，或许他会进录音室录歌，而我们也就难以听到这批流淌着饱满的现场气质的歌曲了。

但，李双泽的特殊之处，难道仅仅是因为这历史的、命运的与技术的偶然而造成的吗？

在1976年的「歌从哪里来」（注意，是「歌」从哪里来，不是「民歌」从哪里来）一文当中，李双泽以写意的手法点描了一幅当时诸般歌曲发声现场的浮世绘：从钢琴西餐厅、热门音乐演唱会、哥伦比亚咖啡馆、纽约格林威治村，最后落在对母亲摇篮曲的回忆，以及对恒春老歌手陈达的追索上。

这篇文章中，他最直白地表达出个人情绪的一段话是这样的：「是的，我们无能，我们这一代无法唱出自己语言的歌，多么可耻的事，我们这一群人脑袋里的音符词汇真被强奸了！」这段话基本上直指当时年轻大学生与知识分子着迷于西洋音乐、乃至西方艺术与文化的普遍状况，而发出了自省的痛切呼声。很明显地，他试图找到一条路，走出被外来的、不是自己的语汇所俘虏、所殖民的歌曲牢笼，甚且是文化牢笼；而这条路，对他来说，也是一条回家的路。在摇篮曲那一段里头，他说，「应该是回家的时候了。」那么，这会是怎样的一个家呢？在结尾恒春那一段当中，他以近似小说的笔法，透过一个村民的口来描写陈达：「…我喜欢他。我父亲喜欢他，我祖父也喜欢他…」

什么样的歌，可以让一家三代人都喜欢？而相对地，什么样的家，可以让三代人都爱上同一旋律、同一曲调、同一歌手？这正是李双泽最深刻的提问。他表面上问的是「歌从哪里来？」，但同时也暗含着，到底，「家从哪里来？」

对于吹口琴的西部牛仔来说，夜晚棚车停歇、火堆燃起之处就是家；对于隔山纵情对唱的湘西男女来说，两山之间、歌声碰撞之处就是家；对于跋山涉水、完成狩猎的原住民来说，呼唤得到响应之处就是家；对于三合院或庙埕里的拉琴人来说，农忙之后的闲适庙口就是家…；这些乐音的发声现场，恰恰标志着他们各自安身立命的所在。

而这些「家」之乐音的形成，看似随性、不固定、稍纵即逝，甚至绝少有现场录音录像传世，但是它们却是在时间的长河中点点滴滴汇聚而成的。他们运用生活中早已耳熟能详的、长久流传下来的曲调，随自己当下的心意与心境加入不同的词句或是转音；它们每一发声，都在跟前代人或后代人隔空对话，或是致意，这使得他们的情感出发有所依托，情感投射有所著床；他们心知肚明，自己为何而唱、为谁而唱。在今天都会生活里塑造怀旧乡土情怀的影像当中，这些西部牛仔、湘西男女、山区猎人、庙埕农夫，多半被观景窗与镜框表现成一种单人造像，被快门或画笔掷入现代世界，因而看起来有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孤单寂寞，但在实际现场，他们的歌声其实满溢着关于家的感受与想象，历历在目、真实不虚，一点也不孤单寂寞。

他们很清楚，歌从哪里来，也很清楚，家从哪里来。一言以蔽之，歌之所在，即家之所在；家存在了，人成立了，因之，我歌故我在。

然而，在李双泽的时代，对于歌曲与家的想象，跟这些人比起来，是割裂的、「被强奸的」；那是一张被十九世纪以来不停疾驶的现代化与东西方冲突列车所撞得支离破碎的脸孔，难以看清原本面貌，也难以唱出自己的歌声。这个时代的人开口唱歌，经常是以他人之语汇浇心中之块垒，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家」所代表的安身立命，更是飘摇流离、难以掌握，遑论延续。

他们在上一辈痛苦而深刻的挫败与镇压笼罩底下出生，年轻时期适逢美援与经济起飞的时刻，恰恰提供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天辟地似的新世界出口----摇滚乐、牛仔裤与现代派，以及「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留**；他们因此有了跟上一代决裂的本钱。他们的家的传承，首先断裂在海峡两岸的对立隔绝之间、在党国主流与民间伏流的错位拉扯之间，也断裂在承平时期青春少年的躁动不安与反叛里头，继而断裂在太平洋两岸的主从关系之间。但他们终将成家，到那时，他们要如何安身立命？

对于一个想象中的家的复归，大概一直要到1970年代初才渐次展开。太平洋两岸的****、党国年轻精英的本土化以及艺文界的乡土文化运动，再加上蠢蠢欲动的民主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潜流，还有轰轰烈烈的十大建设，给了这一代年轻人全方位的管道与机会，可以透过文化创作、社会工作、经济建设乃至政治参与等等来重新定义「家」。这是一个新的「家」的胎动期，现代民歌与校园民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他们用「唱自己的歌」这样的口号以及无数的创作歌曲，宣告了「我歌故我在」；李双泽的「歌从哪里来？」一文，无疑展现了这一过程的深刻心路轨迹，而他的录音带，更是让我们触摸与聆听到，建立一个新家之现场的砖瓦梁柱与丁丁斧凿声。

不同于其它民歌创作者的是，李双泽极其清楚地意识到，除了一般歌曲常见的私密情爱与生活感叹之外，这个新家的建立还应当包含哪些材料。

这个新家要让下一代了解生活资源从哪里来，因此有「我知道」；
这个新家要表现出对于年轻人的祝福，因此有「送别歌」；
这个新家要能够传承集体主义与合作精神，因此有「愚公移山」；
这个新家要扣问还在襁褓中的民主与人权，因此有「老鼓手」与「方向」；
这个新家要记得民族的过去，即便那是屈辱的、挫败的，因此有「红毛城」；
这个新家要能够对民族的未来有所期待，因此有「少年中国」；
这个新家要知道自己立足的脚下是个什么所在，因此有「美丽岛」；
……

承先启后、立足当下、面向公众，是李双泽创作这些歌曲的基本态度。如果说，民歌运动时期的大部分歌曲，描绘了那一代人的种种个人情感，那么，李双泽的歌，则涵盖了那一代人所认定的种种公共精神。我想，他必然希望透过这些歌曲的传唱，给战后成长的年轻人，乃至下一代、下下一代…，提供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发声场与精神指引。

也因此，当今天我们如考古挖掘般，从被遗忘的角落里再度聆听到李双泽的原音重唱，我所感觉到的，并不是遥寄一段逝去的青春、缅怀美好的岁月，甚或是凭吊一个早逝的灵魂；而是令这活生生的歌声提醒自己，那个时代的人，曾经如此宽广地以音乐来探索什么是家、什么是安身立命、什么是开创、什么是延续。尽管那样的宽广，在后来被李双泽的同代人走得越来越窄，但所幸冥冥之中有他的录音带遗世，让后人无法轻易或故意遗忘那曾共同有过的视野、气度与胸怀。

这就好像二十世纪当中不断出现的民谣采集与传奇民歌手发掘；在这二十一世纪初重新发掘李双泽，彷佛是196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之际「发现」陈达、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发现」瞎子阿炳、194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之时「发现」伍迪‧古斯里（Woody Guthrie）…等等；事实上这些民歌手的乐音与探索早已存在，但一直要到某个时代转折的当口，才会被重新认定与评价。

李双泽给了当下的我们一个重要提醒：回答「歌从哪里来？」的同时，也必得回答「家从哪里来？」；并且这个新建构的家，不仅仅是创作者个人的家，还必须是大家的家、公共的家、民族的家。

但是，由成长于那个多重断裂年代的那一代人所发展出来的新家内涵，是否已然完整齐备、因缘具足，而足以安置一代又一代的歌者与听众？这恐怕不是单单靠一代人就可以拍板的。特别是，战后接受了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与笛卡儿思潮洗礼的一代人，对于「我」的探索，有着各种来自西方源源不绝的社会、思想、文化、经济与政治资源来支撑，但是当面对「我」之所著床、所投射的「家」，特别是东方的「家」，这些现代资源却往往前卫新颖有余、深刻动人不足，而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这一代人可以以创作之名宣称「我歌故我在」，但不见得我歌之后，家就在。

李双泽其实洞悉这一点。在「歌从哪里来？」文中描绘纽约格林威治的那一段，他笔下的那个美国小女孩，对于国际民谣界鼎鼎大名的鲍布‧迪伦（Bob Dylan）一点也不熟悉，但是对于伍迪‧古斯里，她则相当有反应：「我知道，我喜欢他，我父亲喜欢他，我祖父也喜欢他…」

如今匆匆三十年过去了，但不知，迪伦的歌是否已经与古斯里以及陈达一样，能够让三代人都喜欢了？

我相信李双泽自己也清楚，他的创作只是一个提醒、一个开端，但绝非最终答案，更非在塑造另一个古斯里、另一个陈达，或者，另一个迪伦。重要的是，他的提醒，曾经让他笔下的「肯波」胡德夫在「歌从哪里来？」与「家从哪里来？」的这两个问题上摸索了三十年，最终走回己身所从出的部落。而今天，李双泽原音的出土，我相信，还将继续提醒从现在到未来所有受到他粗砾歌声召唤的人，再次去追问：「歌从哪里来？」，乃至「家从哪里来？」李双泽那一代人所经历的那个支离破碎的断裂年代或许暂时过去了，但是对各种裂缝的直视、反思、缝合与重建工作远远还未完成；那足以穿透三代的、达致安身立命境地的歌曲与歌声，还有待新一代的歌者与听众共同去扣问、去追求、去创造。

写于2009牛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