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30年---我的音乐我的歌！

十多年前，「台湾流行音乐百大专辑1975- 1993」曾为本土乐坛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舞台印记。承先启后，汇集当今数十位专业人士评选，并加入近十年来最新音乐作品的「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 1975- 2005」近日由时报文化出版，从音乐的坐标延伸，深究时代脉络、穿梭个人与社会的记忆。今天刊出的热门话题，由歌手现身说法，包括伍佰、陈建年、陈绮贞的快问快答，以及李宗盛的「独门观点」。另外，2月6日晚上8点30起，「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的催生者马世芳，主持座谈会，邀请陶晓清、张培仁、阿信，于台北世贸一馆主题广场热闹开讲。

　1．请谈一下您入选200大的专辑。

　 伍佰：对于入选的这些专辑，我觉得只是刚好对上社会的频率，并造成回响。他们无法单一地代表我，而是属于每个阶段音乐上以及议题上所关心的。这些意义与评选的原因或许不尽相同，但就形式或者内涵，都期待能对华语音乐发生作用；能以前锋者自许影响对于音乐的观感，如新专辑「太空弹」也是音乐上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每一张都有着暴烈的、伤感的、失意的、以及严肃的部份。

　 陈绮贞：对于入选当然是满开心的，因为我就出过这四张专辑而已。每张唱片都隔了满长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是我用来以最真实也最顺应当时环境的方式让专辑成为一个该有的样子。前两张是顺着自己的个性，想着反正歌都是自己写的因此在编曲及包装没有太多意见，直到「Groupies吉他手」和「华丽的冒险」开始会比较参与制作的层面，但仍然会让出满大的空间加入其它人的才华。我觉得这些唱片是记录着我这个平凡的人在这段时间的成长。

　 陈建年：对于这两张唱片会入选是很惊讶的，因为我从来没听过百大唱片这件事。但我不喜欢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论调，只是觉得由音乐传达出关心自己周遭的环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海洋」与「大地」都是对于周围的环境、亲情和自己族群的关心。

　2．觉得目前台湾流行音乐最缺少什么？对台湾/华语流行乐界的未来有何想法？

　伍佰：我不喜欢将这问题当作自己的使命，音乐上我会做觉得对的事情，至于对于华语音乐的期许或看法，我想大致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音乐种类的贫乏以及一窝蜂的现象。有时商业操作大于创造力，而这不过是唱片工业一贯的方式，就连国外也有许多商业取向的唱片企画。但由于我们的消费人口窄化，并无法拥有那么多层次的市场，于是商业的投资都在青少年的文化上，因此便少了许多令人可惜的有趣的想法，但这是我们所身处的现状，也必须去接受。

　陈绮贞：我是个不爱评论的人，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太爱挑毛病，太喜欢在一件事上找出问题，而少花时间去感受内容的美好。其实乐评可以多挑觉得好听的音乐分享大家的感动，而不是挑一张彻头彻尾可以批评的唱片以显示自己的高度。我想音乐人心中自有一把尺，而作音乐的人自己开心就好，别人喜欢的话当然更好但不喜欢也必须接受，当外围的人选择了聆听与分享时，其态度与想法或许可以做更好的尝试。

　陈建年：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该做什么，就顺着音乐人的感觉走吧。我并未把自己定位成流行歌手，也不知道自己够不够资格说，所以也不敢讲得太定论。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观，我并不会勉强别人去看演唱会或者去听唱片，我的音乐如果能抓到你的感觉，那就试着去听，因为音乐是无法比较的。

　3．可否分享一次创作生涯中最美或最兴奋或最畅快的经验？

　伍佰：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似乎所有人对自己都不了解，好像我应该唱的是「浪人情歌」而不是「太空弹」，不只是台湾，海外的许多人也抓不太到我的方向，但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一直不满足于现在的样子，一直在做些有张力的东西。

　陈绮贞：我觉得痛苦或美好的经验对我来说都很珍贵，当这些经历最后成为一首歌时就会开始脱离我，我和它变成一个相对的关系。当我每次唱它时它就会有了不同的衣服，我唱的时间愈长，它的厚度就愈多，别人听了会有更多想象。而原本只存在于脑海中那些小小的生命力变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每首歌都占了一个特别的位置。

　陈建年：能出专辑是很快乐的，我觉得可以分享音乐创作就是件快乐的事情。

　4．可否用一句话概括自己对音乐的想法？

　伍佰：我会说，我希望自己就是音乐，音乐不存在；我住在音乐里面，然后音乐就消失了。

　陈建年：音乐就是要让自己快乐，音乐不要忘记快乐。

　5．有没有最想合作的歌手/乐手或其它领域的艺术家（不限华语）？为什么？

　伍佰：我想与日本的Techno DJ石野卓球合作，在「人面鲨」里我曾与百大DJ合作，当时没与他合作是遗珠之憾。

　陈绮贞：其实没有。不是说我很狂妄或者我不需要任何人，而是我并不以这种方式思考，我欣赏的以及影响我的音乐非常多，但欣赏和要不要与其发生关系是两件不同的事。

　陈建年：因为自己是公务人员，并不是专职的音乐人，因此本身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加强的地方。并不会限制要跟谁合作，但跟AM乐团以及亲朋好友在舞台上表演还是最快乐的。

　6．「听者」或「歌迷」在您创作过程中的意义或位置？

　伍佰：基本上我一直认为「听众/歌迷」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一号是乐评人，敌人二号是专辑评审，敌人三号就是听众。因为他们或许会觉得我必须做什么他们想听到、喜欢听的。但我认为自己天生反骨，不喜欢照着别人的喜恶行事。

　陈绮贞：一定是心中有个设想聆听的角色，才会走出来唱。其实这些歌在午夜时自己娱乐自己也是很棒的，但我很希望有些人愿意听，希望他们听了有共鸣。或者最美好的情况是他们会告诉我：「你说出我一直想说，但却还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这超乎了「你的旋律歌词很好」、「你很有才华」这样的赞美，共鸣是超乎技术上或想法成熟的赞美。

　7．您目前在音乐上追求的目标为何？还有什么创作上尚未完成的理想？

　伍佰：创作的目的，或者目标对我而言并不存在，对我而言就是在享受每个作品创作的当下，从写歌到录音、再到专辑发表，然而在专辑发表后的访问中，对于创作的享受度一直在递减着，能够让我找回喜悦的大概就是现场的演出了。

　陈绮贞：我很希望能多争取一点创作的空间，以延续这个生命。这像是沉睡中的种子开始发芽，必须无时无刻小心呵护它，也许适合我的方式比较缓慢。我需要多些时间写歌和作唱片，因为已经在自己梦想的生活中，希望这个步调能持续下去。

　陈建年：我是个公务人员，音乐一直是我的兴趣，但我不敢给自己太多的使命，希望能随性的创作而不刻意有什么目标，当累积够了，再把有特殊想法的东西做成专辑。

　8．若只能举出一张感动过、启发过您的专辑，您会选哪一张（古今东西不限）？为什么？

　伍佰：影响我的人的确有，我曾跟陈升合作过，很喜欢并认同他的作品。但要说一张专辑的话，英国摇滚乐团JAPAN的「Gentlemen Take Polaroids」给了我灵魂非常大的滋养。这是我高中时听的唱片，当许多人都在听Bon Jovi时，我发现别人听的音乐与我差别如此明显，也发现自己以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享受音乐。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个团与他的主唱David Sylvian一直给我一种很顺的触摸感，让我在他们的音乐里深坠下去。因为一直有不同的想法，且不在大家的预想中，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都搞不懂我的音乐。

　陈绮贞：一张的话太困难了，如果是两张的话我会选Radka Toneff的「Fairytales」，这是整张都只有钢琴与女声的专辑，虽然整张都是翻唱的歌，但我非常喜欢这张唱片。专辑本身无所谓概念，但我觉得她的生命与概念很完整，包括插画式的封面和收录的经典歌曲，这么多年来我永远听不透。另一张是Pink Floyd的「Dark Side of the Moon」，它已经是让大家仰望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是崇高的精神指引，让你觉得它永远不会坠落，在这底下做着自己想要的事情有种安全感。虽然这些歌我不是每首都能背诵歌词什么的，但当你问我哪张唱片时我觉得一定会有这张。

　陈建年：其实真的要举一张专辑的话我讲不出来。但我会从电台听很多不同种类的音乐，并不会给自己设限。不论是古典乐或是周杰伦、王力宏之类的流行乐，这些音乐都有着令人喜欢及感动的地方。我不会刻意去推荐什么音乐，因为感觉对了就去听，要尊重每个人听音乐的价值观。

　（王君宇、李振豪/采访整理）